惯性力的收藏

———代序

岳建一,顾乡

　　岳：作为您这本书的特约编辑，我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您回答，譬如：事发初始，国内引自外电的报道，已经把一件事说清楚了，就是顾城是先死的，是在谢烨还活着的时候自杀的。而直到今天为止，一些报刊还继续着“杀死妻子后自杀”的说法，这是不够严肃的。自杀在“前”或“后”，性质会有区别，对于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基本的真实情况，是不能被忽略的。我想，我和读者一样，想从您这里知道比较准确的情况。

顾：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心痛的同时，我实在是非常地痛恨我的弟弟，后来很多天里我还持续在这个恨里，以至送他去火化时都没掉一滴眼泪。这种恨一直持续到我找遍理由骂他，也没办法继续恨他，只有恨我自己为止。我为他的罪行震慑，尽管如此，在我最初读到“杀死妻子后自杀”“杀妻自杀”时，还是惊愕了一下。倒不是因为顾城的罪行被加重了，而是因为它的确同我经过的情况不和。当然当时相对已经发生的残酷事实，我不会在意这微小的误差；人死不能复生，修正任何误差也改变不了这一铁打的结局。

那时他们的每一字音、每一神情都锋利如刀，在我一跳一疼的心上不断地划着，我不能不一字字地记，反省每一瞬间是怎样地从我眼前过去的。似乎每一个瞬间都该有方法让我再介入一次，只要一次，我一定可以抓住那一瞬间；抓住任何一个瞬间，就可以不让那个结局到来。我终日终夜干瞪着那一个个活生生的瞬间，想不通我怎么就让它们竟然一个不剩地全都过去了，那都该是伸手就抓得住的瞬间呵。只因为有一个瞬间是最后的，所有的瞬间就会霎时冰冻住，任你泼血泼泪，也永无希望化解一分一厘，让你死死地握一下了吗？我那时记，想又想不通这件事，我被钉死在最后一瞬间上，越不过去，其它的事极难思考。记者是我不懂如何对付的，我不想从我这里向报刊发出一个字。我知道这件事里有着很深的很痛苦的缘故，但我不想说，也很难说得出来。人既已都死了，任何说明、陈述，都让我觉不到意义。可是没想到真有人还嫌这个结局惨得不够，还嫌顾城错得不够似的，把那些从惊险电影里看来的越是恐怖血腥越是痛快的镜头一个劲儿地往“事实”里放，种种奇怪的杜撰也同时源源而出；我渐渐觉到如果我不把从我眼前过去的那些时刻切实地记述给公众，就将是我的新的不负责任了。

顾城先死这点，对每一个评说顾城的人是应该注意到的，因为这同“我死就要先杀了你”以及“蓄意谋杀”的推论是很不同的。顾城去自杀的时候，的确没以为自己做的事是杀，也的确没想到谢烨会死；我丢了顾城见到谢烨的情形我在《纪略》中写了，当时烨伏卧，除了接触地面的右额周围发现了血外，其它地方和平常一样干净；顾城自杀身死之后，医生看到谢烨时还说：她会好的（She sould be right）。顾城是在自认“打了”谢烨后自杀的；如果没有那一打，他会不会一定自杀，并不能肯定。他写遗书时是打算“见”儿子“最后一次”之后自杀的，那至少对于他还有几个小时的一段时间；其间必要经历一些事情；会不会被什么因素干扰，使他改变主意放弃自杀，都是未知的。

顾城自幼怕见任何打的场面更不要说杀了，他的胆子是很小的；小时电影上一放打仗，他就禁不住要跑掉，直到不打了才会回来；他总是远远躲开人群，不是真正给逼住，从不会有暴烈的行动。他可以在哲学上面对一切，但在现实中，他什么也面对不好。他被他做的事震慑，苛刻待己的天性使他此时唯一能想的只是如何立即处死自己；他对谢烨对我对亲人的责任心都还在，可他乱了套，他没法想清怎样做才会好些，他奔死就去了。他是以身殉罪的。

我们评判自己尽可苛刻。但评述他人，哪怕评述一个罪人时，也当尊重事实、恰如其份。对顾城，对谢烨都该公正。

岳：我知道新西兰和许多国家没有死刑，可不可以十分冒昧地问一下，如果顾城没有自杀，或自杀未遂，他会被判多少年刑呢？

顾：这真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我也不懂刑法。这个问题对顾城是没有意义的，顾城为打谢烨就立即死了，不要说真听到谢烨的噩耗了。 
  
　　他们都在的时候，我指的是顾城、谢烨去德国以前，报导中新西兰判刑的宽容常成为我们的话题。记得一次我们议论起一条报道，一个男人击杀了在家里聚会的九个人，逃跑二十天后被捕获，后来只被判了七年刑，原因是说他当时正处在盛怒之下。对于那件事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平常人们对这个男人的心情和精神状况关心得太少了，以致弄出了这样的惨剧。当时和现在新西兰法律对各种原因的杀人罪规定的最高判刑期限是十五年。顾城会把这类事当件事情说说，但与他最后决定去死与否没有关系。有一件事曾经让顾城提出坐牢——当时岛政府让他们七天之内把他们养的二百只鸡处理掉，否则罚款。这让他和谢烨不知该怎么办。后来顾城问是不是可以以自己去坐牢顶替。

顾城只会在这种时候考虑坐牢的。如果是杀人，即使判他无罪，他也必要同样杀了自己。

岳：看你的《纪略》，觉出你是很负疚的。可以谈谈你写这篇记述的情形吗？

顾：前面说过，事发后我记他们留在我心上、脑中的声音，我被杀着，头发丝、指甲盖儿都哭，眼里的泪却流不出来。我记，只是害怕有一天会淡忘。最痛苦的事，总是最该属于自己的。何况在这件事里的并不是我，也不是顾城一个人。我没有打算要对公众叙说这件事。 
  
　　最初我甚至连他们死了都想瞒住父母。第二天晚上这里的电视新闻提了一下，我才猛醒到瞒不住的，才问来问去想问出一个北京熟人的直拨电话，想让我父亲在给我打一个电话的时候从我这里知道。我以为对父母只须设法安慰，细节没必要说的，从此这也就只是我脑里、心里的事罢了。我没想到一下说得到处都是。我在岛上比较闭塞，真正感受到这种状况已是两个月以后了。本来清清楚楚就在眼前过去的情形，怎么到了端端正正的报刊上变成了各种陌生的样子？而且我的名字也不断出现，说那些古怪的情形是我说的，或是我看见的。起初我也没有很在意，以为说上一阵儿就会过去。今年年初回到北京，看了三年没见老了十三岁的父亲、老了得有三十岁的妈妈，说了许多话，也没忍心细说这件事，连顾城的遗书都是过了几星期才拿给父母的。在街上走走，不但看到报刊，还看到了集成集的书，我没想到人们关心这件事到了这样的程度。我是唯一最后从他们面前走过的人，我只能把我经历的写下来，我觉得无论是怎样一个不尽人意的过程， 
也还是只有讲给大家听了。 
  
　　我在二月初开始动笔。母亲精神状态很不好，我几乎只能在晚上写；而我也早已感觉心力交瘁。我翻开我的记录和我那十几天里的日记，我就那么样地开始写了，心又在刀上走，字字流血，就象看着他们一样，却是永远也看不见了。没能写完的时候，我病倒了，发了多少年没有过的高烧，我担心我是否能够坚持写到底了。三天之后又写，最后一个字了结，我感到怕是再多一笔也要写不动了。那时已是三月初，离再度离开北京的日子只有十天了。离京前我把这篇记述留在了一家杂志社，后来听说没有刊用，被转到另家杂志社，之后又被转；辗转中一些热情的读者忍不住增删改动了一些字。我希望这次在书中的刊载能够保持我文字的原貌。 
        
　　叫“纪略”，是因为时间、精力不足，没有写详尽。而且为了尽可能少地影响被涉及的人，还是特意略掉了一些内容。

岳：顾城倒底是怎样一个人，可以简单说说吗？

顾：谢烨在去年九月十八日回答记者曾慧燕相似的问题时说：他（指顾城）性情率真，不懂世故。谢烨在十月八日她最后的文字中说顾城是“一个嫉恶如仇又天真烂漫的天才”。要我说顾城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但我可以肯定地说，顾城第一不会欺骗人，第二不会虐待人，并且他对待自己一定是最苛刻的。顾城留下了许多作品，从诗到文到画儿，把他的精神和心灵显示得已很明白；如果真想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只要悉心去读，就会有体会的。